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鐵軌上的悲劇~從創傷反應到危機輔導

  三月十日,台鐵發生重大事故,五名資深道班工人不幸喪生。次日我打開電視,轉到某新聞台的報導,卻看見在專訪一位知名命理師,攝影鏡頭跟著她把台北車站繞了一圈,女命理師捧著羅盤,大談鐵路局的風水如何不好。聽完之後,只覺哭笑不得。
  
    從心理創傷和人性關懷的角度出發,這件悲劇的若干當事人,其實急需危機輔導(crisis intervention),協助其心靈療傷,走出陰影。這些人包括: 唯一的生還者相關人員(特別是火車司機,和受處分最重的人,如副站長) 五名罹難者的眾多家屬罹難者朝夕相處的同事消防與救護人員  

    先談這位唯一的生還者林先生。根據新聞台報導,事發以來幾天他一直吃不好睡不好,揮不去火車撞上同仁後的悲慘畫面,也一直迴響著道工班長最後那句話:「免驚,火車不是走這裡。」在電視鏡頭前他顯得憔悴疲憊,同事好意準備的豬腳麵線也食不下嚥。這是很典型的「創傷後壓力反應」(Post-traumatic Stress Response, 簡稱PTSR)。
  
    在先進國家,如美國或紐西蘭,任職單位即刻會安排心理師或精神科醫師介入,進行危機輔導(或稱心理急救,psychological first-aid),以降低日後惡化為「創傷後壓力疾患」(Post-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, 簡稱PTSD)的機率。   

    根據美國國家受難者援助組織(NOVA, National Organization of Victim Assistance)的作法,危機輔導最主要的程序包括V&V(「二解」)和P&P(「二預」)。所謂V&V指的是Ventilation & Validation,此處暫且翻譯為「紓解」和「瞭解」。P&P指的是Prediction & Preparation,個人暫譯為「預測」和「預備」。  

   以這種一起出勤,卻只有自己僥倖逃過一劫的遭遇,倖存者除了驚嚇過度的不真實感之外,通常也會有很深的罪惡感,自責當時為什麼沒有來得及示警或者救人,也可能會強烈地怨天尤人。這些強烈的情感在數日內亟需「紓解」,他所需要的是包容、接納式的「瞭解」。「紓解」和「瞭解」的關係有如投手和捕手的合作,當事人就像投手投出力道強勁的語言和眼淚,傾洩出大量的情緒。輔導者這個心靈捕手,則用同理的聆聽和注視來接球,再適當地利用點頭、和情緒反映等肢體或語言訊息,把球傳回去。讓投手確認「你收到了」,「你懂我了」,他才會放心地一球一球繼續投下去。在這種情感交流建立的信任關係下,真正的情緒療癒才能發生。 一般人怕當事人越陷越深,通常會以理智的勸告來壓抑其情緒,比如「不要想那麼多啦!」或者講好話:「大難不死,必有後福。我們一定要樂觀」。很可惜,這種方式通常會阻斷其情緒療癒的自然過程,當事人可能會陷入「啞巴吃黃蓮──有苦難言」的困境,變得更孤絕、無助、憤懣。想想看,如果您不小心吃進滿嘴辣椒,難道不會急著吐出來:「好辣啊!怎麼這麼辣啊?」這時候,假如身邊的人都異口同聲說:「不會啦,有什麼好辣的,要往好的方面想,不辣不辣。」甚至說:「不要叫了,你要堅強!」請問您做何感受?所以「紓解」和「瞭解」聽起來簡單,卻常需要受過訓練,有充分的同理心,否則甚至有可能造成反效果。

  「預測」和「預備」則是引導當事人改善現況,解決眼前的問題。輔導者可以用問句來引導當事人,做很短期的計畫,目的是救急──度過燃眉之急。當事人情緒有了適當的宣洩之後,可以問他:「接下來,你最關心的是什麼?」「未來一兩天,什麼是你最擔心的事?」當事人的心情可能亂糟糟,這些「預測」性的問題可以幫忙理出頭緒。「預備」性的問題則引導他往採取行動的方向走,使其可以逐漸掌控情況,脫離無力感。也許當事人擔心一看到鐵軌,就會浮現血淋淋的畫面,或者晚上輾轉反側,無法入睡。輔導者可以問他:「假如真的發生這種情況,你可以怎麼辦?」「可以在心裏向自己說什麼?或者事先可以做些什麼?」當事人也許可以因此計畫好,在接近火車站前,一路念「阿彌陀佛,希望你們早日到西方極樂世界。」也可以計畫好,先去看醫師拿安眠藥,晚上就不必事先焦慮失眠。 輔導者必須向當事人強調:他的身心痛苦是「非常狀況下的正常反應」,任何人遇到這種情況,反應也都大同小異,應該會在幾天到幾週內大大改善。當事人通常會因此安心許多。   

    除了這位生還者之外,其他直接相關人員,特別是火車司機,也需要危機輔導。對司機員來說,「我不殺伯仁,伯仁卻因我而死」,內咎一定非常深。尤其撞上鐵道工那一幕和事後目睹屍體的畫面,一定如影隨形地困擾他很多天。如果未經過「二解」和「二預」協助,恐怕會出現「一朝被蛇咬,十年怕草繩」的效應,日後重返司機座會有心理障礙。   

    至於失職受處分的人,如副站長,內心想必五味雜陳,除了自責,還有千夫所指的羞愧,很容易疏離群體,說不定還會考慮引咎辭職,離開傷心地。危機輔導的重點除了前述的「二解」和「二預」外,還要追蹤留意其是否有借酒澆愁,引發憂鬱症,甚至監測和預防其引咎尋短的可能。   五個破碎家庭當然是另一個值得關心的焦點。人之常情,在喪親之後都會有一段傷慟哀悼的歷程,但重大意外,特別是人為疏失造成的意外,會造成心理學上所謂「創傷性的哀慟」。家屬除了頓失親情和家中生計的倚靠者,回憶裡還會飽受悲劇性的死亡意象(如認屍的畫面)所干擾,滿腔悲憤,只想找人負責,比起克服平常的喪親之慟要困難很多。如果可能,除了危機輔導,最好有一段持續幾個月的「悲傷治療」。這時所做的危機輔導,除了「二解」和「二預」外,前面還要加上「二安」(S & S)──「安身」(Safety)與「安心」(Security)。   

    所謂「安身」,是指相關單位對於家屬應儘速協助喪葬和撫卹,使罹難者早日入土為安,並且使其父母子女日後衣食住行等生存需求,得到基本安頓。「安心」則是輔導者在接觸家屬時,要抱著尊重包容的態度,能有同情的理解,不批判家屬情緒性的衝動言行。也要確實為家庭的隱私保密,這樣才能贏得家屬的信任,有機會進行後面的「二解」和「二預」。   至於和罹難者朝夕相處的同事,他們受到的心理衝擊也不應忽視。特別是目擊出事現場,甚至參與善後的員工,也應該有機會得到危機輔導,這時應該採用團體而非個別的方式來進行。重大意外後的團體輔導叫做debriefing,中文譯名頗為分歧,筆者暫譯為「減壓會(匯)報」。根據美國紅十字會的作法,最好在事發後幾天內儘快舉行,由受過特別訓練的專家主持。這不是行政單位的檢討或批鬥大會,而是藉由特定的程序,提供安全的氣氛,「讓同伴間表達並分擔感受,藉以了解彼此對創傷經驗的共同反應,並討論有利於適應的應對辦法。」可以說,這是一種心理學式的集體收驚。   

    最後,救難的消防,警察或救護人員,因為目睹而且接觸屍骸,也容易有若干創傷後的壓力反應。比如回家後夢見亡者,以後搶救其他災難時又會回憶起這次的血腥畫面,而感到身心不適甚至畏懼任務。也有人會變得神經過敏,容易失眠發脾氣,這些反應和罹難者的同事可能大同小異。或許警消救護人員因為過去有較多經驗而「心理免疫力」較強,但參考先進國家的制度,並且酌量此次現場的慘狀較為嚴重,仍應儘快提供「減壓會(匯)報」,鼓勵參加,使參與者能藉著人際的情緒支持,早日走出陰霾。   

    依台灣的民情,相關人等一定早就上廟燒香、收驚、改運,以及請法師到現場念經超渡,這些都是很合宜正常的措施。本文所提供的建議,只是站在心理建康的角度,想輔助傳統的民俗療法。希望有一天,台灣的職場也能提供這些創新的制度,讓悲劇的創傷性衝擊能在第一時間減弱,減少相關員工罹患心身疾病或精神官能症的可能性。 

(本文刊登於「張老師月刊」2006年4月號【心靈急診】專欄)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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